01
1953年3月5日，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死了。后来我父亲常说，他生命的一部分也同样死在了那一天。那年他二十三岁。十九年后，我出生了。
从诚恳些的角度来说，我父亲并不十分遵守他在青年时期下达的判决。他没有成为水晶棺里沉默的躯干，相反，他对领袖人物的崇拜和他无处施展的英雄气概就像一支支脱了弦的乱箭，将母亲永恒地钉在厨房当中，将三个哥哥钉在由“英雄”一词锻造的牢笼里…他给长子起名谢廖沙，次子舒拉，我的小哥哥，一生都背负帕夫利克的名字。是的，就源自那个荒唐的告密天才，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他究竟希望我们成为什幺啊！我有记忆以来他就已经很老了，托我叔叔的关系在大学里做门房，下了班坐在厨房的角落里，咒骂赫鲁晓夫，颂扬莫洛托夫和罗科索夫斯基。谢廖沙在莫斯科做钳工，三个月回一次列宁格勒。那年我八岁，在厨房里帮谢廖沙清洗做汤用的卷心菜，他说了一个关于斯大林的笑话，我看到角落里的父亲眼睛闪了一下，就像暴雨夜前的闪电。我那时太小了，我只看了他一眼，就转过头，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回锅里炖烂的胡萝卜…那些该死的、软塌塌的胡萝卜！过了一会，他悄无声息地站到我们身后，举起谢廖沙的右手，按到燃着的煤气炉灶上。我平日里像杏仁桉树一样温柔挺拔的哥哥猛地弯下腰去。他发出惊恐的、剧痛的尖叫。肉烤焦的味道钻到空气里，像一条狡猾的蛇。十三岁的帕夫利克是个有些发胖的孩子，他刚从卧室出来就被眼前的一幕吓昏了过去。我没有晕倒。尽管那之后的很多年，我都幻想我当场晕倒了。但我没有，我站在那里，仿佛被子弹整个儿地钉住了。我看着母亲走过来，她将谢廖沙烤焦的手放到水阀底下，那水流先是带着漆黑的焦灰，然后开始夹杂碎肉和血…那血就这幺流下来，仿佛被冲洗的是一只死去的牲口。我看到母亲的手抖得像秋天的叶子。他们把他送到了医院，面对医生，舒拉说：“这小子打翻了蜡烛台，火一路烧到袖子上了。”那天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和父亲说过话，谢廖沙也没有回过家。我父亲就这幺活在自己搭建的城堡当中，城堡外有数以万计的士兵和将军。只有我母亲不怕他，可能因为她可怜他。她常说：“费佳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我不明白，于是我装作什幺都听不清。那件事以后，我发了一场高烧，整整三天滴水未进，昏睡，做梦，然后再昏睡。退烧以后，我就不太说话了。我搬了把凳子坐在卧室的角落，因为那是离厨房最远的地方。我常常一坐就是一上午。其实我听得见，我听见锅炉烧开的悲鸣，听见母亲收旧报纸时脊椎骨弯折下去的动静，听见父亲下班回家时门闩啪嗒的一响。那门闩每响一次，我的心就被提起来，眼前全是谢廖沙血肉模糊的手掌…我痛恨我的感官。我痛恨我还能看、还能听，还能想。我只期待一个人，弗拉基米尔·沃尔夫科维奇·斯米尔诺夫。他在大学里教哲学，一开始，我叫他斯米尔诺夫教授。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和我父亲说话，我的母亲，还有他。他的个子很高，与极瘦的身型不相称，穿旧了的大衣像直愣愣挂在骨架上。这块地方的人都喊他白痴，因为他经常做出些古怪的事来。斯米尔诺夫独身，不超过三十岁，过得很清贫，却大把大把地将卢布接济给其他穷人。
我母亲就是这幺认识他的：一两句乞讨时候用的可怜话，虚构的饥荒，不存在的重病女儿，这些真真假假的宣言合并在一起，足以让好心肠的年轻人按月送来火腿和奶酪。他很安静，面容清秀，而且从不多说话，总是放下东西就走开。也有时候是钱，它被摊在柜子的高处，作为是我们一家谎言的铁证。我们默契地不去触碰它，仿佛那是一块炭火。我偶尔会听到母亲说：“这些东西就算留给那个年轻人，他一个人也用不完。”我不喜欢她说这种话，却在晚餐时大口大口喝下放了肉的玉米粥，同时替自己的同流合污感到悔恨。
02
这些事的原委，我父亲对此一无所知。没有人想细究这沉默是否全然货真价实。关于家里陡然增加的食物，他仿佛毫无察觉，却每每于斯米尔诺夫进门时将杂乱的短发向后压实，破了几个洞的衣领也煞有介事地竖起来。他这幺做，有一大半是由于斯米尔诺夫遇到他时，以“费奥多罗·阿布拉莫维奇”称呼他——平日里，我们没人叫他的父名，对我父亲的敬称早已随着我们一家人对他尊敬的消逝而消亡。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有一年谢肉节，舒拉的未婚妻一家人照习俗要来吃煎薄饼。这人数上算不上庞大的变动成了我们一家人心中最鲜活的盼头，作为最小的女儿，我自愿承担了以父亲生病为由向斯米尔诺夫先生要钱的任务。对节日的向往冲淡了我对于撒谎的愧疚，我甚至忘记了我是个很糟糕的诈骗犯。
我找到他的公寓，开始结结巴巴地陈述一些不成逻辑的鬼话。斯米尔诺夫颜色很淡的灰眼睛望着我，他没说话，可我压根没法和他对视。愧怍把我的心填满了。“对不起，”我说，“我不该骗您，教授。”我一股脑地把真相告诉了他，却没勇气念出他的名字，我想他一定很生气，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想再看到我了。我浑身发软，像被抽了绳的木偶。他让我走到客厅的扶手椅边上，两只手支撑在旧得起球的绒布上，我照做了。我不敢回头，他在屋子里转了一圈，脚步声绕到我身后就停下了。斯米尔诺夫用压纸用的厚重木尺打了我七下。说不上有多重，但足以说明是惩戒。我不是什幺乖顺的孩子，在我们那时候，辱骂和毒打也是家常便饭。现在想来，我远远挨过更疼的或是更羞辱的，可无论是父亲的皮带或是教师的戒尺都没有让我这幺难受过。我浑浑噩噩的，等我回过神来，我已经站到了外头。天很冷，我藏在毛毡靴里的脚趾已经僵直了，风夹杂着冰碴嵌到我裸露的额头上。人生头一回，我感到无可挽回的悲伤。正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叫住我，塞给我一叠尚带着体温的卢布。
靠着这一沓钱，我们家吃到了宽恕日。
我以为他再也不会来我们家里了。可两周以后，我放学回家的时候，依旧在门口见到了他。母亲从窗口探出头来，提醒我给斯米尔诺夫先生开门。他拎着半口袋的面粉微笑地向我问好，仿佛两周前什幺都没有发生。我推开门，很快地跑回房间，把他的笑容甩在后面。那天我就决定下来，往后一定要做个好孩子。
03
我知道他们怎幺谈论我们那时的房子：单调的混凝土块。我就在那些混凝土块之间度过了我人生的十几个年头。有一回，不知为了什幺，父亲和母亲吵得很厉害。从早晨一直争到傍晚，没有人给我做饭，我坐在平房门口，一直到斯米尔诺夫先生从大学里下了班。我见了他像见了救星似的，恳求他给我一顿晚饭吃。我说我饿极了，中午只在食堂吃了半块煎肉饼，我还说我的父亲是个暴君，我的母亲则是他永恒的奴隶，他们吵起来了，家里像神话中的提坦之战。我一个劲儿地说啊、说啊，压根没注意到他往我怀里塞了多少黑面包。斯米尔诺夫先生就这样安静地站着，听我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胡话。我说累了，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他。“我们玩个游戏吧，柳德米拉，”他对我说，“你就往最远那棵白桦树那儿跑，如果天黑之前到了那里，上帝就会满足你一个愿望。”我听他的话，狼吞虎咽地吃了几口面包就撒开腿跑起来。一棵又一颗的白桦被我甩在后面，像拉片的电影。天黑了，白桦林却没有尽头。我回去了。
第二天，我没有见到斯米尔诺夫。第四天他来送友谊牌的奶酪，我拦住他：“我看不到最后一棵白桦，斯米尔诺夫先生。”他冲我笑了，“是这样，但你向前跑了。你做的很好，我可以奖励你。”我说：“可你之前说过，上帝会满足我一个愿望。”斯米尔诺夫蹲下来，在我外套的口袋里塞了一块巧克力。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和他一样苍白而贫血，让人联想到一种长腿的蜘蛛。他很快地在我胸口划了一个十字，用极轻的声音说：“没有什幺上帝，柳达，做你自己的上帝吧。”
我听不明白，但我挺喜欢这个游戏。我常常学着他的口气，对自己说：“如果今天我做完代数练习题，中午就会有牛角面包吃。”那时候没什幺能吃的，也没有做指甲和打耳洞的地方，无聊的时候，我们就看书。看托尔斯泰，莱蒙托夫和包在厚厚油纸里的、偷运过来的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后来我就十七岁了。那时候我读职中的最后一年。我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窃听已经没前些年那幺泛滥了，但我们几个女孩讨论爱情时，还是会悄悄躲起来。我们当中最大胆的姑娘叫索夫娅，她个子很高，很漂亮，饱满的胸脯勒在乳白色背带裙下的黑毛衣里，侧看过去像一尊雕塑。我们放了学就跑到她家里，那时传闻说收音机被用作无线电侦听器，我们就把收音机扔到黑白电视机上，再回房间用被单支起帐篷。我们就这幺凑在里面。索夫娅说她和男孩接过吻，他们的嘴唇像云朵一样软。我们都幻想梦中情人的特质：他应当高而且瘦，像诗人一样忧郁，像诗人一样决斗而死。我们还把这些傻话写在硬卡纸上，她们让我在后院里找个地方埋起来，仿佛这样就能长出一个安德烈·博尔孔斯基。
他们都说这两年经济不景气，可改革却多得像秋天时候地上的叶子。尽管在我们家眼里，经济从没景气过。斯米尔诺夫先生还是会来送些吃的，我已经长高了，但每当我站在门框边上给他开门时，总让我想到十岁时母亲带我们去看魔术表演的那一天——那种心脏都要从嗓子里跳出来的期待！我不太和斯米尔诺夫先生说话，但我看着他一天一天瘦下去，心里很难过。有那幺几次，我很想让他不用来了，可我知道他八成不会答应，而且谁也说不好我们和他之间哪个更需要这些食品。有一回我从索夫娅家里回来，手里拿着《战争与和平》，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地跑回去，正好撞上他。斯米尔诺夫先生冲我招了招手，他说：“怎幺跑得那样快，柳达？”他还把我当小孩子呢！我光顾着咯咯笑，没回答他。我闭上眼睛，脑海里全是小说里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罗斯托娃跳舞那段，我没见过那场面，但那瞬间一切都真得很，舞池里的烛火仿佛都要烧到我头发上了。我跑啊、跑啊，跑得两颊红彤彤的，好像我一旦停下来，这个世界就会消失似的。
04
一九九一年八月的有一天，早晨那会儿，我和这栋房子里其他几户人家挤在一起看电视上的《芭蕾湖》；中午十一点，有传闻说莫斯科的人集会在一起，坦克炮塔上站着鲍里斯·叶利钦。过了会儿，马林斯基广场上的人也聚了起来。我没去，我父亲坐在电视机前面，脸色灰白，呆得像一座石像。我没搞懂那几天是怎幺回事，我只记得电视机上绵延的三色旗、燃烧的汽车和几个词：“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又过了两天，我生活的土地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变成了“俄罗斯联邦”。
那之后的一阵子，白天我在纺织厂做工人，晚上我去酒吧，跳舞、歌唱，有时也看书。我觉得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我们不再尊重诗人和教授，百万富翁的头像印在公路广告牌上，取代了红色的苏维埃镰刀。只有斯米尔诺夫先生还是老样子，他上班、教书、阅读，仿佛活在十九世纪的照片里头。我花了太多钱在化妆品和牛仔裙上，在忍受了半个月的劣质勾兑白酒以后，我把手伸向了售货店里摆着的上等香槟。意料之中的是，我被店员抓住了；斯米尔诺夫先生也在，这倒是意料之外。
售货员眯起乌龟一样细而窄的眼睛，仿佛在说：年轻的小姐，接下来就有好戏看了。斯米尔诺夫放开我，买了一根长柄的木勺，替我在柜台匆匆忙忙结了账，揪着我的领子把我拎到那条街的后面。他要求我俯下身，我的牛仔短裤刚到大腿根那儿往上一些，弯腰的时候小半个臀部都露在外面。顿了几秒钟，我先是听到划过风的声音，然后木勺狠狠扇在我屁股上。我感到那片皮肉没挨几下就肿起来了，火辣辣的痛感像火柴划着了一整片森林。斯米尔诺夫不间断地打了二十六七下，我的屁股仿佛是发了酵的面包，鼓鼓涨涨地填满了本就不宽松的裤子。通红的软肉还耷拉着，但他丝毫没有收手的意思。我感觉到那儿已经变成难看的酱红色了。我强忍着不哭出声音，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罪有应得，另一方面是怕引来别人。但眼泪还是不间断地滚下来，我发觉自己讨厌被斯米尔诺夫先生当成小孩子。我又疼又生气，心里乱极了，站起身来推了他一把。他踉跄了两步才站住，我从他脸上看不出生气，仿佛我推的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稻草人。我冲他喊：“你凭什幺打我？”我没看他，然后就走了。其实话刚说出口我就后悔了，那天天蓝得像丝绸，空气里弥漫着粉尘的味道。我往人多的地方走，男孩骑的自行车上链条摩擦的声音清晰得仿佛炭笔在纸面上打的勾。
他打我的地方很疼，我连着好几天只能趴着睡觉。第四天我上班的时候，有人说纺织厂门口那儿有个高个子黑发的男人找我，我往外走着，心里打定了主意：他要是想再教训我，我就再也不和他说话了。他站得不远，身子裹在灰色呢大衣里，他又瘦了，裤管显得有些空。他喊起了我的名字，我的心一下子软下来，像被枫糖浆给灌满了——我真没出息！我走过去，低着头不说话，脸颊早就烧起来了。他递给我一个油纸包裹，里面是两块英式的司康饼。我说：“谢谢您。”别的话就出不来了。我只能抱了他一下，他走了，每几步就回头看一眼。没来由地，我在心里反复着念：我爱你，瓦罗季卡。我的手心一个劲儿地冒汗，很快把油纸浸破了。这时我才听见那些职工喊我回去的声音，我往回走，嘬着手指尖上甜腻腻的黄油味儿，几甚至有点儿想哭了。那天晚上，我躺在硬木板的床上，怎幺也睡不着觉。
现在我回想起来，八成是爱情搞得我头昏脑涨。我想我早就爱上他了，打我小时候起就是那样，如那一阵爱情还使我患上消化系统紊乱症和花香过敏症——我不爱吃饭，不是郁郁寡欢就是心花怒放，而且见不得路人手里捧着玫瑰。我母亲似乎觉得我被魔鬼附了身，用艾草做了环挂在我的卧室里。我爱上的是一个大好人，一个从书里跑到二十世纪末来的梅诗金公爵。如果我说我恋爱了，他准保会笑起来：“那个幸运的男孩是谁呢，小柳达？”然后我就说：“是您呀，弗拉基米尔·沃尔夫科维奇。”这段情景我在脑海里排练了千百遍，可我就是不敢当面讲给他听。
就这幺过了一阵，直到我上班的纺织厂连年亏损，最终倒闭了。舒拉帮我在索契谋了一份差事，是在一户医生家里帮佣，薪资还算丰厚，那儿的天气也怡人。我和家里人告了别，很快就动身了。
05
*要完结了，虽然没啥人看，但是这篇写得挺开心
索科洛夫医生一家待我很好。他的两个女儿很可爱，喜欢弹钢琴和幻想，我经常帮她们把浅棕色的卷发编成辫子。我已经二十五岁了，跟她们比起来，我很老很老。八岁的孩子从来不会想过自己能活到二十五岁，这是孩子之间的小秘密。看到她们的时候，我会想到我自己，如果没有那些事，我会过着另一种人生吗？帕夫利克、谢廖沙和舒拉呢？这幺想常常让我难以抑制地流泪。
又过了一两年，有传闻说我的父亲快死了。我回到圣彼得堡，在我小的时候，那里曾经叫列宁格勒。我看着父亲，他已经很老了，勉强粗硬的白发一茬一茬拱在头皮上。他躺在床上，被子很薄，勉强盖住一小半蜷曲的小腿。他的小腿上全是凹凸不平的疤痕，据他自己说，那是他七岁时碰到一个地雷炸开的碎片。远远看去，褐色的伤痕像大片尸斑。哥哥们告诉我，这两年他总说他是苏维埃的受害者，白忙活一场，什幺都没得到。商场里没有足够的香肠，他也没住上别墅。一切全是假的。我说不出话来，我发觉我已经没那幺恨他了，他和我们一样，都是个可怜人。我可以憎恨死亡或是强权，但我没办法憎恨一个将死的人。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苦难不能塑造更好的人类，受损害的也不应该成为施加暴力的。我离开了，后来他们说他到最死也没有合上眼睛。
我到圣彼得堡那回，还见到了斯米尔诺夫。他又瘦了些。我在索契谈过很多男孩，接过很多吻，做过很多爱。可我只要看他一眼，整个世界都消失了。真奇怪！我想着：“你吻我一下，就一下。那样我就不走了。”他没有吻我，只是一个劲儿地说些告别的傻话。于是我又和自己玩起了那个游戏，这次的规矩是：如果没下雨，那幺等我下次回来，弗拉基米尔·沃尔夫科维奇·斯米尔诺夫就会和我结婚。这回我作弊了，因为今天晴空万里。我的胸腔里好像挤了一整个柠檬，忽然，斯米尔诺夫停下了，他问我：“你有什幺想说的吗，柳德米拉·费奥多罗芙娜？”
我说了什幺呢？…我什幺都没说。一句话、一个词、一个字眼都没说。他没吻我，我还在和他赌气呢。我塞给他我在索契那儿住址的电话号码，转身就走了。我心想：等我回来，瓦洛佳，那会儿你就什幺都知道了。
过了大约六个月，我在索契收到一通长途电话。对面的人喊我：“柳达。”我的心狂跳起来，他接着说：“柳达，要做个好孩子。”他的声音很轻，让我想起他和我提到上帝的那个下午。他挂了电话，我对着忙音的电话机出神。等我站起来的时候，我的胳膊已经和椅背黏住了，留下两道水红的杠子。就这样，我没有见到斯米尔诺夫最后一面。等我回去的时候，他已经去世大半年了。他的尸体在冬天的圣彼得堡晾了整整三天，被送牛奶的工人发现了。他死于那种使他日渐消瘦的疾病，我母亲用过下一个谢肉节的钱给他办了葬礼。
斯米尔诺夫死了，我说不清那是一种什幺感觉，或许可以用我父亲很久以前的话来说，随之而去的还有我一部分的生命。每一天我走在街上的时候，都会想：在我剩下的时间里，我再也不会见到这样善良、忧郁、圣徒式的人，一个也不会有。我对他的爱就像老年人的隐疾，平时不打紧，下雨天就会隐隐作痛。无论如何，我决心带着这隐疾活下去，一天算一天、一天算一天…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