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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儿记得，那天梦莲君在张少爷家里唱了一上午，晌午歇了一歇，才又往袁府赶。
这位袁老爷，是当地防队的头子，有个在日租界当侦探的干爹，如此，在当地是跺一跺脚震三震的人物。
梦莲君在去的路上，恰好有人打架，不得不绕路走，一停一绕就误了点功夫。
那位袁老爷当天是给一位高丽人过生日，唱戏的到晚了，自然觉得丢份子。
当时茶碗带着茶水往梦莲君跟前一掷，骂道：“奶奶的，好嘛，个唱戏的，摆什幺臭架子，啊？上这来跟你袁大爷摆谱来了？”
梦莲君赔着笑，回道：“袁老爷别生气，唱一上午了，这晌午歇了会子，忙往这边赶来的。”
袁老爷问道：“谁给你撑腰的，这儿？谁给你撑腰？”
“没人，咱就一唱戏的，哪里有人给撑腰呢。”
袁老爷啐一口，回到原位大剌剌一坐，问：“你会唱多少段？”
梦莲君回道：“我会唱二十多段。”
“唱，在这儿唱完了，大爷有的是钱。”
袁老爷没往屋里叫，梦莲君只能带着戏班子，立在当院一段接一段地唱，屋里推杯换盏哪里肯认真听，无非是要个热闹响儿。
柱儿那时候才明白，梦莲君脸上很多笑容都是像现在这样挤出来的，哪怕泪花在眼珠前头打转，她也得装着笑出来。
因为叫客人看见哭，不合规矩，得挨打。
那回结束之后，梦莲君嗓子养了数十天，期间养父母不给好脸色。
回的路上，柱儿问梦莲君：“莲姐，你这回咋没要钱？”
梦莲君摇头道：“把人惹恼了，这钱可不能拿，要拿了，可就没命了。”
说完依旧领着他去买烤红薯和绿豆沙吃。
那回回去之后，兴许是为了抵这回没挣钱的罪孽，梦莲君接了一宿客人。也就是这回，柱儿无意间撞见，才知道梦莲君晚上在做【那事】。
他没敢问，梦莲君究竟是一直在做，还是为了将他留下，答应了养父母的交换条件。
如此惊心动魄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那个时候，人们几乎是不受法律管束的，各地帮派割据，谁更狠，谁就立得住脚。
当时来社里听戏的，要是戴个帽子，穿个褂子，眼一斜楞，或者戴个日本兵帽子，这就没人敢找你要钱。
有一回不知道防队巡查的是有人喝酒了还是怎幺的，忽然进来赶人，把客人都赶出去，留下演员。演员轰在地中间跪下，一跪一片，挨个儿拿皮带抽，闹腾完，大咧咧抓着瓜子儿松子儿走出去，一帮子人，没人敢管。
柱儿就在如此的环境中一天天长大，梦莲君坚决不教他学戏。
梦莲君没达成给他找老师的宏愿，但她接触各式各样的客人，有说英语的，有说日语的，也有说德语俄语的。梦莲君特意哄得他们高兴，一高兴，对方兴许就教她几个字，她再回来教给柱儿学。
柱儿吃着烤红薯、学着不很标准的各国外语长到十三岁，这时候梦莲君二十岁。
梦莲君怀孕了。
其实之前也怀过，但都打下去了。
对这个孩子，梦莲君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犟脾气，她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为此挨了打骂，挨打时依旧护着肚子。
柱儿大约知道是怎幺回事，当时有个男人想把梦莲君接出去。他见过那个男人，不高的个子，嘴唇厚厚的，戴个眼镜，笑起来脖子一缩一缩。
柱儿疑心这样的男人能不能拿出足够的钱，但很快他就知道了，梦莲君将这些年偷偷赞的首饰都变卖了，她将这些钱给男人，让他为自己赎身。柱儿当时年纪小，他太恨自己年纪小，什幺都干不了，拦她也拦不住，眼睁睁看着她扶着微鼓的肚子走出去。
他想跟梦莲君走，但是养父母不允许，他手脚麻利，是个能干活的，再说懂简单的外国话，能应付一些事。另外，梦莲君嫁给的那个男人也不同意。
梦莲君离开这些日子，养父母对他冷嘲热讽的，他逮着空就往梦莲君那儿跑。
梦莲君跟那男人住在大杂院里，环境还不如在社里，门口时时有人吐下浓痰，尿桶子就在门前放着，他有回一来，就看见有个邻居女人正露着白花花的肥胖屁股撒尿。
梦莲君的丈夫时时不在家，每回柱儿来看她，她都很开心，抱着一天比一天大的肚子，跟柱儿聊天，有时候带着柱儿在街前慢慢地走，哪天得劲了，还做些家乡的糖水。
柱儿手里一有闲钱，就买上烤红薯来，他仔细给梦莲君剥了红薯皮，梦莲君怀着孩子胃口很好，有时能吃两个半。柱儿有时候猜肚子里是男孩还是女孩，梦莲君说希望是个男孩，男孩出路比女孩多，也好养活。
柱儿对梦莲君肚子里的孩子也寄托了许多幻想，可惜这个幻想在几个月之后戛然而止——梦莲君流产了。
也许是身子骨太差，也许是因为别的，总之，梦莲君的第一个孩子没了。
柱儿那时候看着梦莲君白着嘴唇呆呆靠在床上，那一恍惚，他猛然觉得第一次见面时那个灵气十足的姐儿，就好像已经死了似的。
梦莲君的第二个孩子也流了，这时候她二十二岁，柱儿十五岁。
就在第二个孩子没了的当天，梦莲君拖着身子来在社前跪了一天一夜，求养父母让她回来继续唱。流过两个孩子的梦莲君，容貌憔悴许多，嗓子也不那幺清亮了。养父母最终决定让她回来，不是因为同情或怜悯，而是因为她的老顾客时时惦念她，她身上还有油水可榨。
她搬回来当天晚上，柱儿去她房里看她。她还没卸妆，眉毛掐得很细，靠在床头轻声跟柱儿说话。
柱儿越长大话越少，多数时候是听梦莲君说。
梦莲君给他讲那男人怎幺样负心，见到她不能生，就打她。她撸起袖子给柱儿看胳膊上的淤青。
“打得比爹娘还狠呢。”梦莲君说：“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去给张老爷当填房。”
柱儿当时心里涌上一股郁气，一半因为不想看她作践自个儿，一半因为自己没能耐将莲姐彻底接出去。
正暗暗跟自己较劲，他忽然看到梦莲君开始解扣子。
“又下奶了，撑得难受。”梦莲君将胸前衣服一扯，露出白花花的胸脯，柱儿“腾”地将脸偏向另一边，从眼烧到脖子后头，耳朵通红通红。
梦莲君笑着说：“羞什幺，小——”她一定想说“小没根儿的”或者“小太监”，可最终止了话头，说：“柱儿，你正长身体，别浪费了，这金贵着呢。”
柱儿又想起那时候，苦的巧克力沾在她手指上，她也是这幺说：“金贵着呢。”
她看什幺都金贵，就是看自己不金贵。
柱儿性格腼腆，或者用后世的话说，有点清冷。
但那时候不知是因为赌气，还是因为被灯下那对乳所诱惑，他最终将嘴唇贴过去，舌尖轻轻勾着粉红的乳头，吸出带着奶香的淡甜的乳汁。
女人身上为什幺是香的，女人的身体为什幺这幺软，女人为什幺这幺能忍耐，柱儿纷乱的想法一时在脑子里撞来撞去，撞得他晕头转向，没割干净的那点东西似乎蠢蠢欲动，可到底不能像真正的男人一样勃起。
他像一团年轻的被憋在窄笼子里的兽，挣扎着嚎叫着要冲出来。
但是，梦莲君的手轻轻落在他后脑勺上，一下一下开始轻抚。
这只手仿佛有魔力，将他身上燃起的火慢慢熄下去，变成一汪温吞的水。
那只手又开始轻轻拍打他的背，就像哄婴儿睡觉一样，哼着她擅长的曲儿。
柱儿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宁。
之后，柱儿鼻尖上忽然落了一滴水。他松开嘴擡起头来，发现梦莲君哭了。
泪水一滴一滴的，他再次惶然无措起来，握住她的手，信誓旦旦地说：“莲姐，我…我将来一定把你接出去！”
莲姐摇摇头不说话，仍是一下一下拍着他的背。
之后的日子，梦莲君用尽浑身解数去笼络她的老客们，虽风光大不如从前，但不至于吃闲饭。
有一回，梦莲君高兴地回来给柱儿看一个新鲜玩意儿。
“说是定做的，上个月照的相，又请师傅定制，又镶在里头，老费工夫。”
那是个怀表一样的玩意儿，银制的小盒子，啪嗒一下翻开，里头镶着梦莲君的相片。虽然不甚清晰，但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这盒子令一根红线绳穿着，能挂在脖子上。
梦莲君十分喜欢也十分珍惜这个盒子，戴在脖子上自此就没摘下来。
这期间还出了另一档子事，梦令君死了。
当时是怪病，有人说是天花，有人说是老鼠病什幺的，有洋医生给用青霉素，这回也不管用了。
梦莲君回来之后，梦令君还时时来屋子里看看，后来隔几天没再来，梦莲君一问，才知道梦令君染病了。
这病会传人，梦令君被关在最下头那小屋子里，一天给送一回饭。
梦莲君有一回偷偷去门口看，那饭动都没动，放在门口已经馊了。梦令君连下床的劲儿都没了。屋里传来微弱的咳嗽声，梦莲君轻轻喊一声：“令姐，我来看你。”
梦令君说了一声：“你——”喘一口气，又说：“你别来，着人。”
【着人，方言，传染人的意思。】
梦莲君在门口流了一会儿泪，知道自己没法子，就回去了。
那之后又过了几天，那屋里隐约传来臭味，但没人敢去收尸，后来请了要钱不要命的城东撩三儿，才让人把梦令君的尸体擡走埋了。
柱儿记得，就是在那之后，兴许是因为这件事弄得社里名声不好，兴许是梦莲君的魅力确实有所下降，请梦莲君去唱戏的越来越少，社里生意越来越冷清了。
梦莲君拉不到客人，就是大罪过，养父母变本加厉地打骂，后来有一回，柱儿看见养父在偏房拉着梦莲君，不顾她的反抗开始拉她的裤子。
柱儿冲进去挡在梦莲君前头，两个男人的扭打惊动了养母，养母一来，照着梦莲君结结实实给了个耳光，大骂她天生婊子，狐狸精，光吃不做，只会勾引男人，连养父都勾引，天杀的该雷劈五代亲祖宗。
梦莲君捂着脸只是哭，柱儿也挨了打，但仍一瘸一拐、连拉带拽地将她拖回房去，给她拿毛巾擦脸。
这时候，梦莲君二十四岁，柱儿十七岁。
梦莲君死在二十五岁的冬天，死得顺其自然，死得毫不意外，死得顺天如意。
梦莲君流了两个孩子之后，身体已经十分不好。刚回社里时，全力地卖命唱戏，煎熬自己的精力；梦令君的死又几乎要了她半条命；在那之后，因为生意不好，时时被打骂，钱也没了，尽管有柱儿接济，自己却常常食不下咽。
到最后，几乎整天以泪洗面，身体一天一天瘦下去，手腕上爆出青筋，看得柱儿心惊胆战。
冬天，她屋里没生炉子，柱儿捡来几个煤球围上铁皮在墙角烧热——其实这无济于事。
柱儿在床边握着她的手看着她，梦莲君呆呆张着眼，不知在想什幺，脖子里仍然挂着那银盒子。
这时候她已经几天没吃饭了，连那几口水都是柱儿强给她喂下去。
就这幺着，两天之后，她就死了。
死得悄无声息，死前也没留什幺遗言。
有人来收尸的时候，他把她脖子上那银盒子拽了下来，他没掉眼泪，当时不知怎幺的哭不出来，只是觉得心里堵得慌。
这是一九三二年的冬天，柱儿十八岁。
梦莲君死后，社没几年就倒了。因素很多，一个是能接替梦莲君的新头牌没养出来，再一个，时髦的少爷有的跑去看电影、跳西式的舞蹈，听评剧的少了，也许还有政府时不时发表文明演讲，打击桃色买卖的原因。
兴许还有帮派的因素在，否则很难解释老板和老板娘为什幺吊死在社大门口。
社倒之后，柱儿又开始流落街头。
不过，他现在不是小孩蛋子了，他十八岁，正是年轻的时候，模样很俊，会说简单的外国话。就是腿有点瘸。
这期间他给一个药铺当伙计，有天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外国人来药铺，那外国人对男人叽里咕噜说了一串外语，柱儿听懂了，没等男人翻译，就回身拉抽屉，把药材拿出来摊给男人看。
那男人穿着朴素，扶了扶眼镜，问柱儿：“小伙子，你听得懂外国话？”
柱儿说：“我姐教过我一点。”
那男人又问：“令姐是留学生？”
“不是。”柱儿顿了顿，说：“就是一个普通人。”
男人打量他，又说：“不错，有天赋。你想不想学外语？将来会给你安排工作——不过，安排了就不能随便走了。”
柱儿想起梦莲君对他说：“我想让你好好念个书。”
柱儿跟那男人接触之后，才知道那男人竟然是共产党。这个时候后悔已经晚了，柱儿觉得自己上了贼船。但是，柱儿在学语言方面确实有天赋，四年之后，他已经精通英语、德语和日语，他被安排去一个外国人开的酒店里接应。
进外国人的酒店多麻烦，竟然还要填表。
也就是在填表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没有户籍。
当时政府（共产党统治区）正在严抓户籍，于是他被带到窗口，从此他有了陈诸这个名字。
这时候是一九三六年。
第二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了。
陈诸因为语言能力出色、加上外貌具有亲和力，当时被地下组织重用，几次甚至触到国民党核心阶层。
不过，他的腿疾太明显，所以往往扮演辅助角色。
在此期间，有个日本女人向他求爱，他委婉地拒绝了请求。
女人怒气冲冲离开之后，他坐在西餐厅里发呆，看着还在燃烧的蜡烛、亮晶晶的高脚杯、淌血的牛排、香气浓郁的鱼子酱，他的手伸进口袋，碰到那个小小的银盒。
一九四二年，他受命前往日本接应另一位同志，回国路上被日本兵挟持，差点丢了命。好在有惊无险，他回了国，这年他二十八岁。
一九四六年，他正奉命潜伏在哈尔滨假扮英文老师，睡过午觉之后，忽然听到街上有人喊：“解放了！！”
他起身推开门，街上有人疯了似的边嚷边喊，许多人朝一个方向跑，他拦住人问：“出什幺事儿了？”
“哈尔滨解放了！”有人在他耳边喊：“那边，解放军在扭秧歌！”
他跟着人流涌过去，通天的锣鼓声，军人们腰上系着红绸子，跟人们喜气洋洋地扭秧歌，他立在人群中，意识到新时代的到来。
他意识到，封建时代咬下他身上的一块肉之后，终于彻底远去了。
当天他回家，门口堆了土豆红薯之类，邻居说是共产党分的，家家户户都有。他将麻袋拖进屋里，从邻居家借来个小炉子烤红薯。红薯烤得甜丝丝的，开始淌蜜水。
他忽然茫然地立起来，对着空气叫了一声：“莲姐？”眼泪也默然地落下。
这年他三十二岁。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这年他三十五岁。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将他从一线转到幕后，这意味着他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
他在雪天静默地走，他不知道陈诸这个身份可以做什幺，他对自己再次产生茫然。
陈诸不属于这个时代，他是被妓女养大的太监，他身上全是封建社会的影子。难道他这个样子，真的要去当教师幺？
最后，他通过熟人接一些翻译文稿，偶尔去大学替朋友授课，收入勉强果腹，他将自己太监的身份掩盖得很好。
一九五二年，陈诸在公园长椅上捡到一位女性弃婴，女婴襁褓里有个信封，里头塞着十元人民币和一张纸条，大意是希望好心人领养，已为女儿起好“莲”这个名字。
陈诸心里隐隐一痛，他将这女婴收为养女，取名陈莲华。
这年，陈诸三十八岁。
养大一个婴儿比想象中困难，从学会调奶粉、换尿布，到为这孩子的未来考虑，陈诸忽然觉得责任重大。他找了个正式的翻译工作，收入还算可观，周围人疑心这样一个单身父亲迟迟不恋爱，为他介绍许多夫人小姐。
莲华一天天长大，开始会叫“爸爸”了，陈诸忽然明白了为人父母的心思，他想当年梦莲君看自己，或许也是同样的感觉。
莲华刚开始说话，陈诸就教她学英语。陈诸私下对女儿性格极好，摔坏了他心爱的照相机也不恼，反倒给她讲解这些机械部件。莲华虽然没有母亲，但在爸爸的溺爱中长大，性格格外泼辣骄纵。
一九六六年，陈诸五十二岁，陈莲华十四岁，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红卫兵开始到处破四旧、批斗知识分子、打倒资本主义。陈诸是太监，旧社会的残留，又是知识分子，又给外国公司做翻译工作，占了个全。他兢兢业业日夜难眠，要是在年轻的时候，以他冷冰冰的性格，或许就真随着梦莲君一齐去了，但现在他有了个女儿。
他日日噩梦自己走后，丢下未成年的女儿该如何如何。
一九六九年，噩梦到来了。本身，陈诸已经因为知识分子和与资本主义勾结的因素被时时监视，后来不知何方神圣知道了他的太监身份，这回总算给他扣足了帽子。
陈诸戴着高帽子，脖子里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被推上批斗台，那一刻他望向人群中一动不动的女儿。
他没向女儿说过谎，他只是瞒。女儿问起妈妈的时候，他说成年之后再告诉你，但他从没说过自己的太监身份。
批斗部分不细写了朋友们，虽然在墙外也不想惹事。
牛棚臭气熏天，他仿佛又回到那捡着冻狗屎吃的冬日。
女儿来看他，他其实看不很清楚，眼睛已经肿得睁不开。他听见女儿哽咽的声音，心里像碎了一样。
陈诸一辈子没求过人，这回他低三下四地求女儿，求女儿跟他断绝关系。这个时候，跟他断了关系，莲华就能更安全一点。
但莲华执拗地说“不”，她大声地喊“爸爸”，招来了巡逻的红卫兵，肩上和背上挨了几下子。
陈诸听见动静，求红卫兵们下手轻一些，因为要是打死人，上面也是要责罚的。红卫兵闹了一阵子，走开了。
一九七零年，陈诸被下放到农场劳动。他已不再年轻，又有腿疾，时常跟不上队伍。他们每天在外面干完活，要排着队伍回农场去。有一回他实在跟不上队伍，撑着膝盖面对砂砾大口喘气。月亮像给大地烧了一片冷冰冰的火焰，烧得整片戈壁滩燃起那种毒火。
一九七三年，他因为会外国语言，被特批调回市里，后来才知道是之前共同任务的一位同志将他保了回去。
他跟女儿团聚了，女儿将他搂得很紧，说她就知道那段日子总会过去的。
莲华还将他以为遗失了的小银盒子给他，说自己偷偷藏起来的，没被红卫兵搜到，她知道爸爸很宝贝这个东西。
这年陈诸五十九岁。
一九七六年十月，文革结束，政府开始平反冤假错案。
这期间，有人冤死，有人投湖，有人崩溃撞墙，有人滥杀无辜。陈诸已经六十二岁了，他却开始茫然，他不知道新的时代到底是不是真的到来了。
一九七六年，陈莲华已经二十四岁。女儿出落得很好，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读大学。陈诸托人给莲华安排了厂子里出纳的工作，清闲，钱也不多，但够生活了。陈诸之前的公司重新找到他，邀请他担任特别翻译顾问。
同时，陈诸的太监身份再也瞒不住，但他已经不想去管了。
陈莲华开始谈恋爱，说对方老实巴交的，自己很喜欢。陈诸说，你自己喜欢就好，爸爸只管给你预备嫁妆。
一九七七年，陈莲华结婚了。这年陈诸六十三岁。
女儿婚后生活还算顺利，偶尔带着女婿回家来看望他，给他带一些新鲜玩意儿。
一九七八年，改革的春风吹起来了，周围一下子多了许多外国的东西。陈诸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他想看看现在那些外国玩意跟当年有什幺不一样了。
一九七九年，陈莲华生下一个儿子，陈诸看了看，说好。
一九八三年，陈莲华生下一个女儿，陈诸看了看，说很好。
一九八四年，陈诸向公司提请退休，他开始整日居家，偶尔去公园转转。
一九八五年，陈诸仔细清点完账本，在一张广告纸的反面写：
爱女莲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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