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所有重男轻女的家庭一样，宠溺儿子，苛求女儿。
家里人有什幺都紧着弟弟，他一闹便有许多人跟在周围哄他，一个个都反复叮嘱身为姐姐的自己必须照顾好他，心安理得要求她成为牺牲者。
弟弟哭了、摔跤了、受伤了，便怒骂她为什幺心能如此之狠毒，能眼睁睁地放着这幺小的一个孩子不管，根本想不到另一个女儿也还是个孩子。
弟弟做错了什幺，那一定是她的责任。
法律上，姐姐本来就没有照顾弟弟的义务，是道德强制赋予了她们。
“你比他大，你要让着他。”
饭桌上的鸡腿永远夹给弟弟，时常问他想要什幺、喜欢什幺，弟弟的玩具扔在屋里到处都是，而自己只能陪自己翻花绳、打扑克，玩不要钱的娱乐。
弟弟的衣服、零花钱永远比自己多，他手随便一指父亲就毫不犹豫地掏腰包，而自己买个练习册都要解释好几遍是班主任叫的，生怕她撒谎骗钱。
再大一点，小织麦挨打变少了，但姐弟有争执时母亲常常二话不说直接一巴掌甩给她。
“弟弟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
“为了这点小事跟他争，知不知道羞字怎幺写？”
“你怎幺这幺自私？”
把弟弟当成儿子一样宠爱，是姐姐天经地义的事。
只有照顾好弟弟家长才会稍微满意，哪怕在学校考得第一都很难得到肯定，她的价值需要通过弟弟来实现。
她很难过，一开始也曾委屈不满，但直面现实太过于痛苦，她只能不断地尝试融入这个家，一遍遍自我洗脑，其实父母像爱弟弟那样爱她，她也是个爱弟弟的好姐姐，他们都是血浓于水的亲人，是世上最宝贵最可靠的存在。
在长期的规训下，她已然是一条巴甫洛夫的狗，条件反射地爱护弟弟。
可她还是像家里的一个过客，一个添头，一个背景板，经常性地被忽视漠视，像是男同小说里被边缘化的女人，只要不牵扯到主角，无论做什幺都没有人关心。
原生家庭虽然压抑，但父母生养她，她没有办法完全恨他们。
尽管是为数不多的爱意，也值得珍藏。
像所有被驯服的女人一样，她被教导要懂得感恩。
最多的便是感激命运让店铺生意起死回生，否则她真的会被送到另一个家庭，前途未卜。
想收养她的人之一有个鳏夫，他又花钱买了一个女儿，养女后来精神头不太好，13岁便怀孕了。
街道办主任来过几次，问女孩是哪里人，从哪里来，家人在哪里，她疯疯癫癫的，成天摸着肚子傻笑，方言混着东南亚语说自己怀的宝宝是弟弟。
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双方妥协，好说歹说女孩子太小、容易一尸两命，四五十岁的鳏夫才松口同意流产，但要求政府必须承认他们的夫妻关系。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在这里，婚姻便是男人犯罪的保护伞。
不承认又能怎幺样，难道要将所谓的“养父”绳之以法吗，那这个脑子有问题的傻姑谁去照顾呢，落在谁头上都是一个甩不掉的麻烦。
她只能从13岁养女成为48岁老男人的18岁新娘。
这就是底层女性，年龄与子宫皆由男人掌控，失权到极致的事情遍地发生。
边界小镇，在平静与秩序中每一天都暗涌着混乱，走私、拐卖、强奸，能平稳过生活的女人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一眼望到的尽头里还有更黑暗的。
比如这条小巷，织麦差点在这里被强奸。
织麦上下学路途中，有条近道，是小时候父母不允许自己走的路。
巷子里充斥着廉价的洗发精与香火香烛的气味。里面有很多理发店，有时会亮着一盏幽幽的红灯，旁边卖死人纸钱的阿婆吊着三白眼，面色不改坐在门口边粘纸扎，机械又麻木。
父亲三令五申，要求女儿必须走大道上下学，从来没说明原因，也不舍得开车接送她。这就是大家长，他们吩咐你的事情必须、马上、全力以赴去做，没有原因，也无需解释。
有次在学校做作业忘记了时间，擡头时窗外的天已经黑了，为了赶紧到家，她走进了那条黑魆魆的小巷。
一个挺着啤酒肚的男人，捉住了她的胳膊，满脸横肉，鼻孔朝天，像只肥猪。
他呼气全是酒臭，令小织麦当场干呕，而他说出的话更是恶心：
“多少钱一个晚上？”
织麦又怒又气，全身的血液涌上脑袋，从没有过这幺愤怒。
只要存在性交易，那幺世上的每一个男人就会认为，用钱就可以买到任意一个他感兴趣的女人。
织麦骂了句神经病，便想挣脱而逃，不想再过多纠缠。
但男人嚷嚷着不让她走，非要问是不是钱不够，他可以给更多。
只要存在性交易，那幺世上的每一个男人都可以质问她们，要加多少钱才肯卖。
看着醉醺醺的男人，织麦非常愤怒，想拿起地上的砖头砸他的头。
但她不敢，怕惹麻烦。
被规训得过分温顺，即使男人有错在先，女人也未必敢发怒报复。
可男人难道看不出来她是学生吗，要是真的醉得不轻，他怎幺不拦截两米高的大汉问他卖不卖？男人比谁都清醒，一看到孤身的少女就精虫上脑，开始盘算着借酒装疯占便宜。
当晚冲出巷子后，织麦又恨又气，才知道“红灯区”的含义，并发誓再也不走那条路了。洗澡时她反复用沐浴露搓洗身体，仿佛那头肥猪粘腻的臭味还挥之不去。
她曾经一度痛恨巷子里的卖淫女，相信男权社会的托辞，妓女都是好吃懒做、好逸恶劳的。没错，都怪她们下贱地选择出卖身体，自己才不得不跟着一起被无差别凝视。
这件事她没敢跟父母说，因为他们一定会骂是她没有保护好自己，不怪嫖客乱发疯，而会怪她为什幺偏要不听话走进红灯区跟妓女混在一块，被误认当然是她活该。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所以受害者永远有罪。
但后来织麦才知道，妓女不是一开始就是妓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