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的村庄，它不再是从前的样子，但我依然认识它。
我背着书包从出租车上跳下来，站在村头热闹的集市上，没有几个人认识我了。
我常年在外读书，他们可能还记得我这个人，但他们都忘记我是什么样子了。
我给徐家的大妈打招呼的时候，她问，你是谁呀？
我说，我是小爬。
徐大妈的老泪马上就铺满了脸，她上来拉着我的手说，我的儿呀，你可回来了，你去年回来我都没能见到你。
徐家的大妈立即对周围的人说，这是小爬，就是小时侯在孩子堆里唯一不流鼻涕的小爬，他回来了。
周围的人就朝我走过来，我几乎都认识，就小一点的孩子我不认识。
我掏出香烟，像个衣锦还乡的企业家，朝他们扔去，我还掏出打火机为老人点火。
我在那里听他们感叹了一阵后就走进了村子，我发现很多老房子都拆掉了，盖成了两层的楼房。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徐大妈，当我又过了一年回家的时候，她已经死了。
我只看见她的坟，在我们那个偏远的乡村，一直都在流行土葬。
我们家的院门口还是老样子，左边堆了砖头，右边堆了草垛。
我推开没有油漆过的大门，那大门响亮地叫了一声，把坐在堂屋门口打盹儿的父亲惊醒了。
我的父亲穿着破旧但被母亲洗得干净的棉袄抬起头来，口水掉了一半，被他自己麻利地吸进嘴里一半。
他的眼睛已经瞎了一只，他用另一只好眼睛看出是他的小儿子回家了，他就歪着嘴悲伤地哭起来。
我走到他的跟前，握住他粗糙的劳动了一辈子的大手说，爸。
我的父亲站起来，他摇晃着往外走，他已经在病痛中丧失了说话的能力，我知道他去找我妈了。
我妈喜欢串门儿，不知道她此刻在哪里。
我的父亲得的是偏瘫，已经犯了四次病，一次不如一次，他现在能独自走出这个院子，虽然还没儿童走得稳当，但已经很不错了。
我把他叫了回来，让他坐下，拿毛巾帮他擦了脸说，我去找她。
我的母亲就在西边的杨树林子里站着和一帮老年妇女说话。
她穿着我小姐姐扔掉不穿的旧衣服，看上去不大合体，她头上顶着暗红色的头巾，正对着一个说话的老女人点头。
这是我的母亲一辈子习惯的动作：对着别人点头。
我看到我的父亲可以控制住自己的眼泪，但我见到自己的母亲却再也不能，我的泪水波浪一样覆盖我脸上的沙滩，我离母亲还很远的时候就响亮地叫她，妈--我的母亲和几个老女人回过头来，她们都不知道我在喊谁，连我的母亲也不知道。
我又叫了一声，有个老女人指了指我妈说了一句什么，我妈才把头巾拿下来大声地问我，爬吗？
我说，妈。
我离她们更近了，走到了她们的面前。
一个老女人对我妈说，是你们家少爷回来了。
我妈先是笑，接着她看到了我脸上的泪水，她也哭起来，抓住我的胳膊摸摸这里，看看那里。
我哭着对我妈说，妈，别哭。
我妈哭着对我说，你别哭。
老女人们都说，回家吧，儿子回来了，你们回家吧。
我和母亲回到了家里，父亲已经急得在院子里到处走了。
我的母亲坐在没有被子的木板床上，问了我几百个问题之后开始平静下来。
木板床上扔着鞋子和破烂的衣服，我抬起头，看见蜘蛛在墙角织了浓密的网，冬天里没有蚊子，它们吃什么？
一会儿，我的三哥回家来了，他刮了光头，放着青光，他说，我就知道你今天会回来，你回来干什么？
我说，靠，我回来过年，你回来干什么？
三哥说，我回来干什么？
这是我的家，不是你的家。
我说，这是咱爸咱妈的家，我们是他们的儿子，我们都有资格回来。
三哥说，你也不干活，光花钱，你没有资格回来。
我说，**，学到知识以后我赚得钱比你多，可以养着你，你既然这样说话，那我以后就不考虑你了。
我的父亲就笑起来，他虽然不能说话，但他的大脑和耳朵没有问题。
我的母亲把烟换到左手，用右手拧着我的耳朵说，你妈啦个逼的，我听你再说脏话。
我说，妈，我还不都是跟您老人家学的，哎哟，您赶紧放开，耳朵要掉了，没有了耳朵您得花高价给我买媳妇。
我的母亲就放开了手，她说，你说的也对，那就不拧了。
这就是我们一家四口人，爸爸妈妈，我和小哥哥。
大姐姐，二姐姐，小姐姐，她们都出嫁了，并且都生了孩子。
大哥哥在我的印象中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年人，我从来都没有意识到他就是我的大哥哥，对于这么一个人，他的大女儿只比我小了一岁，他大女儿的个子和我差不多，我对这个人不太感兴趣。
二哥哥前面我已经提到，他死了，不在这个人间了，他活着的时候，我非常喜欢他，我因为有这么一个哥哥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我的二哥哥面前，我不敢多说一句话，虽然他在别人面前很幽默，在我面前他是很少幽默的，偶尔幽默那么一下子也是在教训我。
我喜欢他教训我。
我曾经暗自下定决心，要用最快的时间超越他，让他不再教训我。
我的意思不是想反过来教训他，我只是想和他坐下来没有心理压力地说说话，交流一下思想。
但这成了永远的不可能。
我崇拜的二哥哥成为我这一生永远的不可能。
每次提到他，我都忍不住多说一些。
他是我的父母四个儿子当中最英俊的，也是最有才能的，说话最有分量的儿子之一。
他说话的时候，我的母亲都会在他面前低头，分家之后他很少到父母的身边，偶尔去一次，我的母亲都像招待贵宾一样招待他，准备给他做顿好吃的，但他从来也不在那里吃饭，回去之后，一般都会被我的二嫂臭骂一顿，好象他这样做就吃了很大的亏，她怀疑我的二哥会把赚来的钱偷偷地给了父母。
父母已经耗尽所有把他养大成家，他娶了个老婆却管理着他，不准他再回到父母的身边去。
这就是农村大多两辈人之间的悲剧。
在这一点上，大哥干得最炉火纯青。
我的大哥之所以干得最好，成了典型，是因为他娶了我的大嫂，一个让我怀疑还是不是人的恶毒女人。
我的大嫂长了一对老虎眼，长了满嘴的老虎牙，还向外突出，紧密地咬着下唇，她对待大哥的宗旨是，彻底毁坏我大哥通往自己父母的路径，用她的话说“想让我们花钱养没门，我们就等着死掉埋人”面对这样一个女人，我不想多费墨水，太多零碎的她的非人表现，让我清醒认识到，他们这辈子和我再也没有关系了。
我也有个宗旨，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死的时候不准他们去装哭，也不需要他们花小钱给父母买两口劣质棺材。
我如今的处境是除了有父母双亲外，我还有三个姐姐，和两个哥哥，一个去世的，一个还活在世上为了我读书戒烟戒酒的。
这就是我们家的大致内容。
我挥舞着手机在院子里给三个姐姐打电话，我的母亲站在一边问我，这个玩意儿没有线是怎么听见那边的声音的？
我对她说，妈，这叫无线电，就像收音机没有线能收到声音一样。
我的母亲说，这可真是个好东西，也给我买一个，我好找你。
我对我的母亲说，妈，买一百个也没问题。
我的母亲已经64岁了，她从我嘴里得到了用电脑可以聊天这个惊人的事实，她教训我的时候嘴里也多了一个高科技词语，她严厉地批评我说，你不要整天在“电网”上和小姑娘聊天，要抓紧学习，考不及格让我知道以后，我会把你的腿都打断。
我说，您放心老妈，我绝对不会让您老人家失望。
我的母亲一再嘱托我，不要接触女孩子，你还太小，我看你这次回来都没上次胖了，我开始怀疑你了。
我说，哪有的事儿，妈，您想给我做什么好吃的？
我的母亲说，做狗屎。
我说，妈，您可真疼我。
我的母亲就狡黠地笑着说，肉都割回来了，包饺子。
二姐家就在附近的村子，过两个村子就到了，所以她来得最及时，还有我的外甥，他已经六七岁了，一进门就喊我，四舅！
我把他抱起来，举了举，觉得他像根草那么轻，这都是在学校背苗苗锻炼出来的。
三个姐姐都非常疼我，二姐表现得最强烈，看见我笑着笑着泪就下来了。
一会儿大姐带领着她的两个孩子也来了，三姐随后也带领她的两个孩子来了。
大姐的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比我小了五岁，小的是女孩。
三姐的两个孩子都是男孩，大的也就五岁，小的三岁的样子，具体多大，我真的不知道，我对人没有年龄概念。
我们家开始热闹起来，那是父亲和母亲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刻。
我的母亲利用无以复加的权利指挥着自己的三个女儿烧火打水包饺子，小孩子统统在院子里玩。
我的母亲再也不会像对待自己的儿子那样去对待自己的女儿，我听见她责备那个，又张嘴批判那个，厨房里充满了母亲生机勃勃骂骂咧咧的声音，一会儿她们又开始讨论我，母亲大声对她们说，我的小儿子也长大了，他看上去比较孝顺，我以后就有指望了。
我大姐首先否认了这一点，她反驳母亲说，那不一定，我看他和老二的脾气比较像，以后也是一个受老婆摆布的家伙。
二姐反驳大姐说，爬爬不会，我就敢打保票。
三姐的态度模棱两可，就数他有学问了，有学问的人不孝顺的时候更有手段。
我的母亲再次大声地宣布，开饭！
很快就到了除夕的夜里，我首先接到了张朵发来的手机短信：房小爬，祝我们的全家新年愉快，天天发财！
我本来想给他打过去问候一下呢，这时手机又响了，翟际说，我刚吃完饭，你吃饭了吗？
你们家人都还好吗？
我说，都好都好。
翟际就问，你什么时候回学校？
我说，还不知道呢。
她说，你什么时候回学校我就什么时候回学校。
我说，我知道了。
然后我挂电话，拨了苗苗的手机，一个男人接起了电话，喂，你好。
我说，您好，我找曾再苗。
男人呵呵乐着说，你是她同学吧？
我说，我叫房小爬。
男人说，我是她爸爸。
我说，叔叔您好。
他说，好好，苗苗去她大娘家了，一会儿就回来，我这就去叫她，你等一会儿再打好吧？
我说，好。
我挂断电话就和小哥哥坐在屋子里看电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已经上演了，那么多熟悉的嘴脸都暴露在了荧屏上。
一个小时以后，苗苗给我打了过来，她张嘴就问，你们家放炮了吗？
我说，到了午夜十二点以后才放。
她说，我们家已经放过了。
我说，好听吗？
她说，不好听，快把我的耳朵震聋了，你想我了吗？
我是在外面给你打的电话。
我说，你刚一离开我的时候我就开始想了。
她笑着说，是嘛，有那么严重吗？
我可是回到家里两天以后才开始想你的。
我说，你什么时候回学校？
她说，你什么时候回学校我就什么时候回学校。
我说，那我到时候会提前通知你。
她说，我等着呢。
小哥哥从初二开始就串亲戚，我是哪里都不愿意去，连我大姨家我都不想去。
小哥哥出门之前先放三个大炮，他捏着炮，用烟点着，等捻子快燃到头的时候，他用力地把炮甩向空中，炮在空中炸开，炮屑就纷纷扬扬从空中飘落在地上，风一吹，它们就散得看不见了。
我在想，如果小哥哥甩得不及时，它的手指头就会掉下几个，我于是对他说，三哥，你放到墙头上点吧。
他说，没事。
确实是没有失过手，我三哥不失手，不说明别人不失手，我经常看见那些没把手中的炮甩开，抱着手去地上找手指头的人。
在家里的两个星期，我几乎没有迈出家门一步，我蹲在自己的书柜前驱赶着里面的老鼠和虫子，我把那些我念过的书搬到院子里晒，我展开那些没有送出的初中一年级时写给初恋女孩的情书，那些文字使我伤感，不能自拔。
听从前的同学说，这个女孩已经出嫁了，并且还生了孩子。
我的记忆在爆裂，那些在缝隙中出现的往昔，我自己都难以分辨是真是假，我有没有在那里活过，有没有和那些人打过交道，有没有吃过那碗面条，有没有骑着破烂自行车从学校东边的破桥上跑过。
我甚至在想，我有没有爱过那个不漂亮但让我彻夜思念的女孩。
我继续翻看那些曾经被我拥有如今依然被我拥有的发霉的书籍，看着从前的字，好象是另一个人写的，看着我的影子铺在上面，看着它们在阳光里。
初六的晚上，我对母亲说，妈，我明天就走。
我的母亲很不满意地说，你走那么早干什么？
你这刚进家门就想走，看来谁也不会喜欢这个穷家，谁也不会喜欢我这个穷老婆子了。
我说，妈，您别这么说，我到学校还要写一些文章。
我的母亲说，你写写写，写文章能挣钱吗？
你赶紧给我拿个文凭进工厂。
我说，妈，您别发火，我听您的以后进工厂不就完了，您一辈子不就希望我能像邻居老王那样当个工人，老了之后有退休金吗？
这是您经常用来讽刺父亲无能的生动材料。
我的母亲说，我不管，我他娘花了那么多钱供养你，你得还给我。
我说，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还了。
我的母亲说，要还还得趁早，我不定哪天就起不了床了，躺在地底下有钱也买不到馅饼。
我听了母亲的这句话，心里非常难过，我对她说，妈，我明天走。
我的母亲提高嗓门说，走走走，都走吧，你回来我还没把你看清楚呢你就走。
我就去开电视看，母亲走出来说，你也学不好，整天看电视能学好什么？
我对母亲说，妈，您的意思是说学问非得看书才能学到对吗？
我的母亲说，对。
我说，妈，您的认识错误。
我的母亲拿起遥控器，对着电视摁了半天也没有关上，我对她说，妈，您摁的键也是错误，您摁的是静音，所以电视只会没有声音，而不会关闭。
我的母亲翻着白眼看着我生气地问，你说是哪一个？
我说，是那个红的。
母亲就摁了红键，电视这才关闭。
我又对母亲说，学问在哪里都能学到，有时候不用学，自己坐在屋里好好想想就有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有的，但学问是学不完的，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学会一点点。
母亲说，你反过来教训我了是吧？
我说，您又错误了，您说我反过来教训您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我只是在澄清一个事实。
我的母亲一会儿就不耐烦了，想给我来两个耳刮子，但一时又找不到理由，干脆去里间睡觉。
我追着她说，老妈，您虽然有很多话和很多举动是错误的，但有一个是永远正确的，那就是您是我老妈，我是您儿子。
我的母亲伸腿踢了我一下没踢着，她愤怒地说，我用钱把你养得会狡辩了，我没有文化，只会写几个人名字，我说不过你，你妈啦个逼的。
我的母亲还是没放我在第二天走，她对我说，盆里还有几条鱼，树上还拴着两只鸡，你要是想走，把它们吃完再走。
我坚持要走，母亲就找家伙准备揍我了，她说，七不出八不归，你初十再走，整数吉祥。
我的母亲就开始下手给我做鱼做鸡吃了。
二姐打来电话，听说我要走，就一个人骑车来了，她晚上也没有走。
小哥哥也最喜欢二姐，他和我一样。
我们一家人看着电视吃晚饭，我的母亲把鱼刺帮父亲挑出后给他吃，我的父亲笑着用手指我，我不懂他什么意思，母亲懂，母亲对父亲说，他眼睛好，会挑刺，你吃吧。
我这才知道我的父亲想把没有刺的鱼让给我吃。
这和他年轻时代的作风不太谐调，他年轻的时候是个食物霸权主义，母亲总是为他另做，他吃的我们小的不能吃，经常急得我耗子一样围着他转，他有时候高兴就夹一筷子菜给我，但大多时候他会挥舞着筷子像撵鸡一样对我吼道，滚蛋！
我那时候也没有觉得委屈，可是如今长大了，回忆起这些事情，觉得父亲是有点过分了。
父亲生病以后我觉得人是最悲哀的动物。
我很长时间都不相信他生病了，想想看，一个上蹿下跳的高个儿男人，一个下地干活的农民，一个骑着老飞鸽牌破自行车每天来回跑几十公里去城里给别人盖大楼的泥瓦匠，一个养活了7个儿女的坚强父亲，他怎么可能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父亲生病的那年好象是97年的夏天，收麦子的时候他捂着眼睛对母亲说，我的眼睛看不见了。
母亲过去想看看怎么回事，他说，又能看见了。
好几亩地的麦子父亲用架子车和母亲一车一车地拉回院子西边的空地上，那块空地算是打麦场。
就在麦子从打麦机里流出来以后，我的父亲再次看不见东西了，这一次好长时间都没有过来，但还是好转了。
因为家里实在没有钱，所以母亲也没有坚持让父亲去医院看病。
家里虽然就我一个学生，但已经够他们操心的了。
三哥也是在外面打工挣钱，发誓要把他的弟弟供出来，上大学，改变家里的贫穷状况。
父亲眼睛上的疾病犯的次数越来越多，母亲就害怕了，想让父亲去地区眼科医院看看。
母亲离不了家，家里什么事情都得等着母亲做，她就想去找她的大儿子。
她也想到就算是找，她的大儿子也不会去，于是她就想去找邻居，但她接着又想到，邻居也不一定肯帮忙，因为邻居都知道她还有个大儿子在家里。
母亲就去找她的大儿子，用母亲的话就是“我撕开脸皮”想想看，一个母亲去找儿子为儿子的父亲看病，要用“我撕开脸皮”形容，可见母亲在儿子面前的地位卑贱和没有分量。
母亲去了一会儿回来说，一会儿你大哥过来，但你大嫂当时就让我去找别人，他们没时间浪费。
我还是不放心，那时侯我已经该从家里走出回到学校上课了，我没有动。
母亲赶我去学校上课，我说等我大哥把父亲带走以后我再去。
一会儿我大哥果然来了，他面无表情地对父亲说，怎么去？
他的口气像审问一个犯人。
父亲很气愤，但忍了，父亲没有说话。
我的母亲用一种完全讨好的口气对我的大哥说，坐火车去吧，也便宜，1块5毛钱就到了。
我的大哥对我母亲说，我1分钱也没有。
我的母亲继续笑着说，只要有人就行，你爸有钱。
坐火车还要往北走几公里的路，父亲推了自行车，我大哥跟着父亲走出了家门。
我和母亲站在院子外面目送他们走远。
我看见他们父子俩穿过庄稼地，走上了公路，刚走两步，我看见我的大哥蹲了下去，父亲就对着我和母亲挥手。
母亲带着我小跑过去了。
我的父亲对我的母亲说，他肚子疼，你让小爬和我一起去吧，你把他搀回去。
我看了大哥一眼，接过父亲手中的自行车，我虽然才15岁的样子，个子已经长到1米7多了，骑自行车载父亲更不成问题。
我大哥站起来说，我回去了。
母亲过去搀他，他一把甩开了母亲，好象母亲是个乞丐，想给他要钱一样。
我看见母亲跟着大哥回家去了，我的母亲一会儿就被大哥甩了很远，大哥的样子不是肚子疼，而是腿肚子疼，疼得他越跳越快，转眼就消失在庄稼地的那头，径直跑回家向大嫂报捷去了。
我和父亲在那个小镇的站台上买了票，等到了火车。
我们坐着火车，顾不得欣赏窗外的田园风光，我们来到了地区眼科医院。
医生姓王，是个说话不多的中年男人，终于排上父亲了，他用手翻开父亲的眼皮，拿手电照了照父亲的眼睛，然后让父亲捂住好眼，试父亲的病眼，女护士站在视力表前拿着棍子敲着中间的字问父亲，看见了吗？
父亲摇头，她一直敲到最大的字，父亲还是摇头，父亲对医生说，我只看见一团白花花的纸。
医生这时对父亲说，我要下班了，你到下午再过来，我给你开点药。
父亲焦急地问他，王医生，您看我这眼睛有治吗？
王医生说，你到下午再来，先带你的孙子去吃点饭。
我大声地对王医生说，我是他儿子。
父亲也对王医生说，他是我最小的儿子。
王医生对父亲笑了一下说，抱歉，你有六十了吧？
父亲说，我正好六十。
医院门口有卖卤面条的，5毛钱一碗，父亲对我说，咱就吃面条吧。
我咽口唾沫说，爸，我饿了。
因为碗太小，我没吃饱，父亲就又买了一碗给我，他自己只吃了一碗，我却吃了两碗。
我对他说，爸，您也再吃一碗呀？
我的父亲喝了一口卖面条的人免费送的白开水说，我吃饱了，你正长身体，多吃点。
我们吃过饭后就在水泥台阶上就地坐下来，秋天的太阳火辣辣地晒着我们，父亲一直发愣。
我去捂他的右眼，我一只手捂着他的右眼一只手在他的左眼前晃动，我问他，爸，能看见吗？
我伸开的是几根手指头？
我的父亲说，五个。
我曲上两根又问他，这回几个？
他说，三个。
我松开手说，爸，咱回家吧，您的眼睛没事。
父亲笑了笑说，你捂着的那只是坏眼，留着的是好眼。
父亲看不见东西的眼睛是右眼，左眼是好的。
终于等到王医生下午上班的时刻，父亲第一个进去看眼。
王医生开了张条撕给父亲，让父亲去化验。
父亲在我的带领下找到化验室，他进去了好一会儿才出来。
我们又等了很长时间才拿到化验结果，王医生看过父亲拍的眼球片子后对父亲说，你的右眼没救了，我给你开点药，你回去慢慢吃，不要再干重活了，小心得偏瘫。
父亲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他问，王医生，您说我这是什么病？
王医生说，眼睛看不见不是眼睛上的病，你得的是脑血管疾病。
王医生说，你们回家吧。
我的父亲颤抖着手捏紧那张药方，和我一起走出了王医生接诊的屋子。
我说，爸，咱去别的医院再看看，他的本领不行。
父亲没有说话，我听见他的鼻子响亮地吸了一下，抬头去看他，他已经是老泪纵横。
我顿时也哭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我发现自己是那么深刻而疼痛地爱着父亲，我哭着大声地对父亲说，他的本领不行，我们去省城医院找专家。
父亲从裤子上面，也就是靠近裤腰的小口袋里掏出了一大卷钱，全是一百的，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多的钱，我更加自信地对父亲说，我们不是有钱吗？
我们去省城！
父亲抽了几张给我说，你去抓药。
我去药房抓了药后回来对父亲说，一张也没有用完。
父亲一边带着我走出医院一边说，王医生是全地区最好的眼科医生，在全省都有名气，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他说我的眼睛没救了，那肯定就是没救了，他连药都不愿意给我开了，开了些便宜的药想让我安心。
我和父亲坐着火车又回到了离家很近的那个小镇子，我们在看车的那个老人家里领回自行车，我就载着父亲回家。
父亲对我说，你他娘的以后就自力更生吧，老子我是不行了，***，这人说老就老啊！
天空一会儿阴下来，大雨下来了，我和父亲把自行车推进一家卖农药的小店里避雨，主人是个干瘦的中年男人，他知道了父亲的眼睛有病后，就对父亲说，多吃点猪血就好了。
我看了看他，我想这个人可能喜欢吃猪血，他也想让我们吃。
等雨停下来，父亲谢了卖农药的主人，我们又上路了，我载着父亲回到了家里。
天很快就黑了，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我的母亲做好了饭，让父亲吃，父亲一边抽烟一边说，我吃不下。
正如王医生所说，父亲在不久后的一天去厕所，栽倒在了厕所里。
我的父亲得了偏瘫，嘴歪着，他被邻居抬上架子车，几个有声望的老头在议论着怎么去看病的问题。
我的大哥在邻居的逼迫下，不得不拉着父亲去县城医院看病，我依然跟在后边。
我的三个姐姐随后就到了医院伺候我的父亲，大哥做的只是把父亲送到医院，他很快就溜回了家，听说他一进家就被大嫂抓破了脸，抓破了脊背，抓得浑身没有好地方。
一个男人被一个刁钻的女人摆治成那样，也够可怜的，但我从来没有同情过他。
我一直认为他是不孝顺的，不孝顺的人脑子不健全，所以被一个女人管辖，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我的父亲第一次犯病就花去我们家所有的存款。
第一次康复得很快，父亲很快又下地干活了，他甚至骑自行车跟着别人进城盖大楼了。
但我的母亲只让他干了三天泥瓦匠就再也不让他去了。
我的母亲担心他会从脚手架上掉下去摔死。
我的母亲认真地对我说，你爸只要不再犯病就是好事了。
没有过多长时间，我的父亲第二次犯病，听说有个医生专门治疗偏瘫，很有名气，他的医院就开在他的家里，他的家在南边几十公里外的一个村子里。
我的母亲说，那里花钱少，去那里看吧。
我的三个姐姐都把自己家里养命的钱交到了父亲的手中。
父亲在三个姐姐的护送下，在我的跟随下到了那个小村子，那个医生的家村民都知道，一问就找到了地方。
那里有很多偏瘫患者，也有很年轻的患者，但大多都是中老年人。
那些患者在医生的家门口走动，被各自的亲人搀扶着。
我的父亲就在那里住下了，我只在那里住了一天，我的父亲就赶我回家上学，他对我说，我这辈子的理想就是把你们几个孩子养大，你小子给我记住，不要像我一样没出息，一定要干大事，干泥瓦匠也要当上包工头！
二姐对我说，咱爸的话你虚心听。
我说，爸，那我星期天再来看您，您好好养病。
我的父亲说，你不用来了，星期天可以进城看书，那些书咱们现在买不起，去看看，人家不收钱的。
我的小哥哥就是在那时从外地回到家里的。
我的二哥开着摩托车到那个村子里去看望父亲，并给了父亲一笔治病的钱。
再后来，父亲从那家医院康复回到了家里，接着再犯病，再借钱，能借的都借了，再也没地方借了，我的父亲干脆拒绝治疗，他就在村头的小诊所输点葡萄糖水什么的，而且还老欠医生的钱，医生自然对父亲不好，几次都不愿意接待父亲这样的病号。
我的小哥哥咬着牙对我说，你一定要读书，我累死也要给你挣学费。
有时候一家人都哭，几乎绝望了。
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这些事情并不在我的提纲之列，可是一写到“父亲”二字，我就忍不住泪流满面，不知不觉地叙述了下去。
打住。
初十一早我就起床了，小哥哥睡得正香，但他还是要起来送我的，他要用自行车把我送到县城的长途汽车站。
出租车是只会拉着人去我们村的，从我们村进城就看不见出租车了。
我的母亲已经做好了早饭，我一点食欲都没有。
我的母亲还想试图挽留我，她说，鸡刚吃了一只，鱼也没有吃完，你吃完再走好吗？
我说，老妈，您就别绑着我了，我必须得走了，您不会不希望我多看书多学习吧？
我的母亲笑着说，***，这小子在家时间长了我会觉得讨厌，他这一走，我心里怎么那么难受。
我说，老妈，您别再骗我了，您讨厌我是真的，难受是假的，哈哈哈。
小哥哥已经起床去洗漱了，他是知道我的脾气的，说干什么马上就会去干，耽搁一会儿就会发疯。
我的母亲看我不吃饭，就伺候着父亲吃了。
我的母亲说，你这次走拿多少钱？
四千够不够？
我一听母亲这样说，就想起柔柔给我的那些钱来，我的书包里还有六千块钱现金，打算给家里留下，父亲的病随时还会犯。
我对母亲说，钱这个学期我不要了，我有个朋友借给了我一些钱，足够了，我还可以给家里留下几千。
我去书包里拿出那些钱递给母亲说，这是给我爸看病的钱。
母亲愣了一下说，你要是有我就不给你了，家里没有多少地方用钱，你就拿着吧。
我的小哥哥蹲在门口问我，这钱是哪来的？
我说，我不是说了吗？
给一朋友借的。
我的母亲严厉地说，犯法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干，就是穷死也不要干。
我说，没有。
我把钱放在母亲的枕头下，收拾了一下书包，再打开书柜看了看里面的东西，重新锁好。
我对小哥哥说，出发了。
我对刚吃过早餐的父亲说，老爸，拜拜！
父亲先是笑，接着就哭起来。
我的母亲大声地喝着他，哭什么？
孩子去上学你哭什么？
不让他走，将来谁会给你挣钱看病？
我的母亲对父亲说完这些再对我说，你走吧，他傻了，害病害傻了。
我的母亲说完这句话也哭了，她从肩膀上取下手巾擦泪。
我知道家里人都没有傻，家里人是太穷了。
我的小哥哥有些生气，他对着我的父亲和母亲说，你们这是在哭丧！
我走出家门，跟着推自行车的小哥哥走向公路，母亲一直站在那里看着我们，我拐弯的时候她还站在那里，我就把手放在嘴上，接着甩出去，我给母亲来了个飞吻。
母亲不懂得这个手势的含义，我相信要是苗苗的话，她会飞快地给我也回报一个。
母亲大声地问我，你还有什么事吗？
我说，没有了。
我就向前走去，再也看不见了母亲，而小哥哥已经在远处停下来等着我了。
小哥哥的话不多，他几乎是不说话的。
我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到了汽车站，他忙着给我买票，我都坐上车了他还在车外站着不走。
他敲开车窗对我说，一定要好好的学，不要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我说，知道了。
他又说，到地方给家里回个电话。
我说，知道了。
我的小哥哥这才骑上自行车离开。
他似乎没有了前两年的朝气，他都快三十岁了。
汽车上了高速公路，呼啸着朝我就读的那个城市开去。
我拨了苗苗的手机，她关机了。
我心里除了因为离开家而有些怅惘外，更多的是前往那个城市的激动和喜悦，因为我就能见到苗苗了。
我还有些想念翟际。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思念苗苗，而忽略了翟际。
在家的日子，翟际几乎每天都要给我打电话，每天发短信，问我何日离家返校，她随时前往，我说还不知道呢。
苗苗没有再给我打过一次电话，我给她发过几次短信她也没有回音。
我打过她的电话，不是响着无人接听，就是关机。
这一次，她又关机了。
我在想，如果她就这样关下去，我就不能听到她说话的声音了。
我甚至没有记住她所在县城的名字，也从来没有问过她家里的电话号码。
她此刻正在干什么呢？
苗苗，你知道吗？
爬爬已经想你想得心乱如麻。
汽车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开进了那个城市，速度骤然慢了下来。
我又看见了那些曾经走过的街道，那些熟悉的桥和高大的广告牌子。
晚上我要去西门外我和苗苗的房子里住，我要先闻闻苗苗的气息，先抱抱荡漾着她体香的被褥。
我这样想着就又拨了苗苗的手机，还是关机，我甚至开始讨厌手机里传来的那个电子女人提示关机的声音。
我在那个城市的车站下车，一辆出租车向我开过来，我拉开车门坐进去对司机说，Z大学西门。
出租车刚一上路就开始堵车，我看着车窗外潮水一样的人群，他们是那样旺盛，涌向各自要去的地方。
世界上有密密麻麻的城市，有密密麻麻的房子，有密密麻麻的人、汽车和垃圾。
我突然间觉得自己是那样的渺小，几乎接近虚无。
我想起我还拥有苗苗，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就显得大了，就像她在我背上的那些日子，我背着她到处走，背着她走在雪中，那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大，在街上一下子就被人看到了。
我的大，是因为背上的苗苗。
现在苗苗不在我的身边，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消失了。
出租车终于朝前开了，拐了一个弯儿后就再也不必堵车了，因为大马路上几乎干干净净，通往北郊Z大学的马路没有几辆车，一辈子也不会堵车的样子。
我连续拨苗苗的手机，关机，关机，关机，关机！
我的心落寞到极点，我很后悔没有记下她家的电话号码，她为什么这么长久地关机呢？
司机却很开心，他伸手打开了录音机，邰正宵的《相思如麻》正好唱到最高潮：爱的牵挂，不能放下，剪不断千千万相思如麻，一分一秒，密密的缠，我想我就将要无法负担……
